界面新闻CEO何力:气质上上认同才使梦工坊走到现在

1989年进入《中华工商时报》,历任记者、编辑、总编室主任、总编辑助理等;2001年1月起先后担任《经济观察报》总编辑、社长;2006年11月任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新媒体业务总裁;2007年9月加入第一财经传媒,任《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 2009年12月起加盟《财经》杂志,出任主编。2011年初,出任《全球商业经典》杂志总编辑。目前,负责“界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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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介绍:

何 力:上海报业集团新媒体企业界面创始人兼CEO
1989年进入《中华工商时报》,历任记者、编辑、总编室主任、总编辑助理等;2001年1月起先后担任《经济观察报》总编辑、社长;2006年11月任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新媒体业务总裁;2007年9月加入第一财经传媒,任《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 2009年12月起加盟《财经》杂志,出任主编。2011年初,出任《全球商业经典》杂志总编辑。目前,负责“界面”项目,据悉,该项目投资额不低于4亿美金,有媒体人评价,这是一个值得注目的创业浪潮,他们无疑在引领中国媒体的变革,进而改变权力序列。无论成败,意义非凡。

 何力:气质上上认同才使梦工坊走到现在

《人民网》有一个“一带一路”的一个论坛,就在《人民日报》新媒体的演播厅,昨天这个论坛习大大还发了贺信,我参加那场是关于新媒体新记录的一段话题。大概有韩国、日本还有英国的七八个老外,大家在一起讨论媒体和新媒体发展史。

刚才在进来之前,有一位在澳洲学习上课的同学过来问我,她说自己也认真读了新闻,那后来我说那你看来这个选择就意味着你不想在澳洲再发展下去了。他说确实是,因为澳洲刚毕业的空间感觉不大。为什么?他说澳洲缺乏历史文化,我说不是,我说更主要的是澳洲人少。然后他说那新加坡人也少,为什么新加坡的传媒业还不错呢,毕竟澳洲有2000多万人吧,新加坡才600多万人。我说那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聚集的程度,规模涉及到一个程度,聚集的程度是另外一个问题。

新加坡虽然很小很小,但是600万人聚集在一起,所以这个传播业还是有一定的效果。非服务业的发展其实很多行业的发展是跟城市化、是跟聚集有很多关系的。谈到我们在座的诸位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个人生开启的一个状态。

很多参加中国传媒梦工坊项目的同学后来也都不错的职业,也都成了优秀的人才。它的这种凝聚力到底在哪儿,我觉得可能在于诸位。诸位是这一代年轻人里面,当你们要面向走向社会的时候充渴望尽早地跟社会有一个建设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紧张。

然后我说督促到就是说你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边,通过跟一些老师们,所谓导师们他们都很优秀,我说一会儿我讲为什么。学到了或者说交流了、碰撞了一些来自于社会当代的、前沿的一些思想、精神、知识这些公众,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客观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你们在一起很伸缩性能的一个气场。你们的价值观、你们在精神上的一种相互的支持或者激励使你们作为一个群体在这里面觉得更有意义。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来自于实用的,也来自于精神上的相互吸引,或者说气质上的不同的认可才使得你们在这个项目持续走到今天。

当然,我们今天跟过去似乎是面临着很多选择,或者是说似乎是面临着很多自由的选择。对我们经常讲说老一代人他们很悲催,你说悲催吗?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事他是很优秀的一个青年。他是198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学习古典文学。然后,毕业分配到《中华工商时报》,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一直到今年退休。

如果你们说我这有一个固定的选项,其他的都不确定,这是个确定的未来,你们有人会选这样的人生吗?或者说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人生过于平淡了呢就对退休了,完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其实看怎么说,我觉得可能也是蛮值得尊重的一种选择。所以,有的时候看似未来有很多很多无形的可能。但其实就换个话说我们今天好像有了很多次数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创业、可以选择不同的职业,我们甚至有一个自己的事情就可以去做。而不在过多的为外界的因素干扰,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就业几乎是你唯一的选择是吧,你总要养家,你总要挣钱养活自己。

今年我们年轻人其实一定有条件发展自己的兴趣,因为来自于社会或者来自于家庭的支持,可能使你能够发展各种的兴趣。但其实呢回过头来用我的人生经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社会的、文化的这样一个大的潮流。可能才是我们未来所要面对的更巨大的一个考验,或者说我们正常的人很难或者太难摆脱整个的经济、社会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对我们自身的影响。

为什么今天我一会儿想给大家放一段美国的这个特赫尔这个社会学家应该是写的这个《群体性孤独》这本书,他有一个关于这本书的一个的演讲,可能大家有人看不懂。他其实就在说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获得了自由,你看我们现在可以更自由的协作,更自由的把我们的意思分享在演说上、分享在微博、微信上,在朋友圈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公号就能够成为一个自媒体。而过去这是一个多么高的门槛的职业。然后我们可以做直播,直播过去只有名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在电视上出现,在视频上成为大众崇拜的偶像。

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变成这样的特能,事实是这样的吗?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不是这样。未来至少这本《群体性孤独》,这本书提醒我们是说既符合经济社会的发展貌似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但我们是不是其实在不知不觉中隐藏着发生的努力,换句话说我们看上去是我们自主在做选择,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一睁眼就来看一下微信的朋友圈,但是我们自主的选择吗,还是我们其实已经被一个神秘的力量在我们某个部位植入了一个看不见的程序,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技术程序的一个奴役,我们迫不得已的做选择。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电影我忘了它的名字了,谁看过就是一个美国电影。在波斯顿那个机场那个男的出差可能回家,突然他的电话没电了,但是其他的人都在打电话,然后那个电话被植入了一个芯片,所有的人都发疯了,变成吃人的野兽了。只要在那个时刻打电话的人,没打电话的人就变成了正常的人,在那个时刻打电话的人就变成了嗜血鬼,完了就变成了群体性动物,像蚂蚁或者蜜蜂一样的被某种神秘的东西控制。

其实这个社会的这个潮流和时代的发展,我们身在其中然后我们应该让自身拥有一种能力,就是在某一个时点上适当的和潮流保持距离的能力。我想如果你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当然事实说我们最终的行为一定是一个更主体的是一个从众的行为,就是大家都穿衣服,你偏要不穿衣服这不是什么嘛。就跟我们去那个比如说摩纳,尼斯附近那个地方,法国南部有那个天体异常。

大家想一想看,如果大家都不穿衣服,你穿着衣服就显得很尴尬。所以实际上我们正常人的选择都是群体的选择,因为人类是一个群居的社会。但是,盲目的群体选择和有意识地跟这种群体训练之间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

刚才我开玩笑的说,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最终的结果,比如说我自己,其实我从来没有说我自主的选择真的。我从出生完了读书,本来我喜欢文学,我父母说不能学文学,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这个事件中受到了冲击。所以他们觉得学文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学文就会跟思想、文化、艺术形态挂钩,而艺术形态跟政治在中国他们是认为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学理,所以那会儿有口头禅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怕。”我就迫不得已的去学了化学,但是后来我发现热力学第二定律还是给了我很多启发。使我常常后来在工作中面临着一些学新闻的、学文学的有一种自豪和骄傲。觉得理科难,他的这个脑子比他们好试,开个玩笑。这不是自主的选择。

然后毕业工作也是,像你们忙着找工作,有职业习惯。我读书的最后一年在忙着干什么,在忙着演话剧。我在我们学校组织了一个话剧,请当时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最开始是80级的就是姜文他们班的,像他们班的像吕丽萍是他们班的。后来是82级的,82级就张高本他们班的,帮我们做导演,然后我们排话剧,我们话剧团有一个很优秀的演员,但是他后来很优秀成为中国非常著名的话剧导演叫孟金辉,看看你们崇拜孟京辉,明年我们请京辉来给大家讲。

然后,人家都有目的地去找工作了,我们在那排话剧,玩话剧。最后发现毕业了,毕业那就等着学校给你分配地方。后来我想出国,因为我的岳父是一个中医跟着他去日本,觉得在日本搞一个中医诊所据说能够挣很多钱。就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后来种种原因这事没办成,我就没事干。突然这个时候有一个单位,一个叫《中华工商时报》的在招记者,我太太认识他们,我太太当时是在《北京日报》工作过,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位领导就写了个信我就去了。去了他们说你学什么的,我说学化学的。你会写文章吗?不会。那你当什么记者呢,我说干什么都行,他说你到办公室工作,办公室各种杂志。结果我在上班的第一天碰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个人是中国新闻界一个很有名的,也是我们我们中华工商时报的创始人他叫丁望。大家如果查的话,丁望是中国新闻界一位老前辈。

他在创办《中华工商时报》这一年的时候其实已经63岁了,比我现在还大很多岁。他原来还做过中国青年报和重庆记者站的站长,做过工人日报和经济日报的副主编辑。他在工人日报的副主编辑的时候,曾经发表过一组,就是在他的主持下一组非常有名的报,就是关于“渤海石油钻井平台的事故的调查”。

如果对中国的新闻史了解的话,那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事件,那个平台翻掉。后来11年工商时报这个冒着风险做出了这样的一组报导致当时的中国的石油部长下来了。这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的事,刚刚改革开放。丁望就决心创办这样一个报纸,当时就找了来自财经新闻界老大胡舒立,胡舒立当时是在工商时间报从事国际报道。后来到《中华工商时报》来工作。工商时报还有一个很成功的,他原来也是我们工商时报的记者,在工商时报工作了能有四年的时候叫王长田,他现在是光线传媒的董事长。

王长田其实他也不是主动选择。他是后来去北京电视台帮忙做一个栏目叫《北京特快》,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他就迫不得已辞职了。辞职了就没事干,没事干就凑钱据说几个朋友当时凑了十万块、二十万,在1995年还是1996年的时候,创办了一个节目公司叫光线传媒。制作娱乐的节目,其中有一个股东是我们工商时报的一个同事,当时在这个项目占股大概有20%,十万块钱出了2万块。

后来这个公司一年以后就快倒闭了,做不下去了节目也卖不出去,惨淡经营。当时2万块钱也挺多,因为当时工资可能也就一两千块钱一个月,一千八百,他非要找王长田要,说不行我家里缺钱用,你把这2万块钱,长田就把钱还给他了。今天创建的市值应该有700亿吧。

当然话不能这么说,人生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没办法做选择的,刚才我还跟小靳说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曾经2010年的时候我高中毕业30年,我们搞了一个同学聚会,美国的、加拿大的、什么瑞典的反正来了很多,我们当时班里有40来个来了有20多个同学吧,还不错。

 就是大家在一起每个人都说一说,自己从高中毕业以后18岁这30年来走过的路,我在那听下来呢,最后总结下来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机会。就是说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毕竟今天的成就和成功是来自有很多渴望的一个社会,大家都还都喜欢这个东西。(来源:樊登老师在第八届中国传媒梦工坊的讲座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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